528年四月，因灵太后胡氏毒杀孝明帝，北境酋帅尔朱荣南下洛阳，本是伐叛匡主的义举，却因为之后发生的河阴之变，让此事成为历史闻名的闹剧与惨剧。而之后发生的南朝侯景之乱，亦不乏踵此前迹之嫌。

尔朱荣南下之际，河北葛荣所率领的六镇兵变尚未平定、且叛军声势正值雄大，因此尔朱荣也不可大军尽出，仍需留置相当兵马以防守其并肆老巢，随其奔赴洛阳者不足万众。

此时的北魏朝廷内忧外患，河北、关陇的叛乱牵扯了大量的兵力，洛阳的守备力量并不充足，但也不可以说是全无设防。

闻知尔朱荣举兵南来，北魏灵太后胡氏并其党徒遣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郑季明、郑先护守河桥，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可见当时洛阳仍然不失基本的防护力量。

但当尔朱荣兵临城下时，郑先护、费穆开门纳荣，李神轨不战而退，以至于洛阳北面门户大开，尔朱荣兵不血刃的便直抵洛阳。

而在洛阳禁军整体倒戈之前，尔朱荣已经先于河阳迎立北魏宗室、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即就是北魏孝其原因就在于尔朱荣政治资本的不足，让他不能选择一个绝对的傀儡。

而元子攸也苦胡氏久矣，当尔朱荣派遣亲信前往洛阳接洽时，双方一拍即合，不久后元子攸便遁出洛阳，前往河阳被尔朱荣拥戴为帝。

有了这样一个甚允人望的新君人选，尔朱荣在洛阳便不可谓无所援应。

至于洛阳禁军的群体倒戈，原因也很丰富，除了元子攸和尔朱荣各自在禁军体系中的人脉影响之外，还在于从北魏后期便愈演愈烈的文武解体。

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继而展开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此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谓政体之倒退、亡国之开端，以文明为衰源，难免就有些偏激。

无论文明或野蛮，一个政体之成熟，需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

东汉末年本就文明分径之始，至魏晋而入歧途，南朝之所相继，糟粕实多。北魏政权之进程，显然并无分辨良莠之底蕴，其统治阶级自愚昧而骤入典章，失于迅猛，拙于自纠，步子太大、要害分离。

早在公元519年，北魏洛阳羽林军便曾爆发动乱。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横陈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荣心然之，于是遂有河阴之事。

费穆曾与尔朱荣有旧，或谓心腹进言以杀立威，但其所言“公还北之日”语，说明在其构想中，尔朱荣此番南来最终结果不应是入朝秉政，而是仍然归镇地方。

据此，这一番进言更像是费穆代表洛阳禁军系统与尔朱荣进行的一次谈判和交易，即就是大行诛罚，以杀立威，从而整体抬高内外武人在北魏朝廷的政治地位与话语权。

尔朱荣起兵伊始，与六镇豪强达成伐叛匡主的政治共识，于河阳拥立孝庄帝元子攸，获取到北魏朝廷一定政治资源的支持，又与洛阳禁军进行了大行诛罚的交易。

至此，河阴之变一系列联络前情俱已达成。

至于在事变过程前后，孝庄帝元子攸与六镇豪强是否预事并执行、究竟涉事几深，因其各自特殊性，事多隐没，但想来应该不会在事件，深自愧悔曰：“过误若是，唯当以死谢朝廷。”

夜四更，复迎帝还荣，荣望马首叩头请死。

节录资治通鉴河阴之变。。。

河阴之变的过程残忍且充满了转折性，前言有说，这是一场诸方沟通、早有预谋的大屠杀，尔朱荣在事变过程中展露出来的态度摇摆就很值得玩味。

显然，在发动河阴之变前，尔朱荣并无称帝之心，无论六镇豪强领袖之一的贺拔岳、还是之后投诚的武卫将军费穆，皆无劝进之谋议。

当胡骑大肆屠杀，死者两千余人时，这样的杀戮规模应该已经是超过了之前诸方沟通计划的规模，而这时候尔朱荣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访募朝士书写禅文，流露反态。

这一阶段的尔朱荣，明显是上头了。高欢劝进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其所恃之北镇豪强意见不协则显而易见。而之后的铸像不成，更让他心态崩坏。